一想到这里，楚瑜心里不由暗自叹气。有些东西，没有经历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深刻的理解，想靠着几句话，就说服苻睿这样极度自信，极为有主见的人，实在太难了。
苻睿可能觉得，只要有刀枪，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读书人也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就是像自己这种人一样，出主意，搞权谋，帮他打天下。
可是真正读书人管用的地方，却不是这里啊。
楚瑜既仔细读过圣贤书，也跑过江湖，深深知道，不管是现在的江南，还是如今苻宏统治的关，慕容垂统治的河北，不管实际统治者是谁，其实都还是皇权不下乡。他们精锐的军队，让老百姓不敢反抗，他们的官员手握大权，可是从朝廷，到地方的刺史，郡守这些官员，他们本质上是管理下级官员的，而不是直接去管理百姓。
只有县官被称作“亲民之官”，其他都被称作“管官之官”，就是这个意思。
而问题就在于，氐人也好，匈奴人也好，鲜卑人也好，他们都缺乏足够的人才去当县官。你让一个勇士去震慑一个县内的反叛势力，这个很容易。
但是你让他收税，赈灾，审案子，维持地面，保证徭役，这些事情，对于他们就太难了。
而实际上，大部分县官，其实都还是汉人。所以别的人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楚瑜就知道，这样的统治基础是并不稳固的。
而就是这“亲民之官”，实际上在治理广大的农村是依靠的还是本地的乡绅、士族。所以，在江南也好，在关也好，每当一任官员上任时，为了在融地方上能治安良好、征粮顺利，首先都要拜访当地有名望和号召力的士绅，特别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即所谓地望耆老。
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事实上当时占天下绝大多数地域的农村都是在士绅的直接管理下，是不折不扣的士绅治国。如果不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当然不敢直接来对抗你，可是让你根本没法工作，最后直接走人，那是完可以的。
这绝非偶然。因为从汉朝以来，士大夫的地位就逐渐抬高，到了后来，他们入朝为官，彼此呼应，形成了声势，就完成了同气连枝的整体。从家庭背景看，大部分在央和地方为官的士大夫本身就是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大地主和庄园主。这样的家庭在儿子自上学年龄起就让其在私塾或官学接受正规教育，然后透过察举，或者孝廉等等方式，进入官场做官。在当官的时候，他们当然也就竭力扩大家族的影响力，给家族积累各种资源。
而到了他们退休离任之后，他们又重返乡里，一边继续着地主的生涯，一边发挥余热，调解乡里纠纷，维护地方治安，协助在任官员的工作。士绅与乡土的二重身份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耕读世家说的就是这群人。
从教育背景来，士绅们一方面接受过国家的正统教育，儒家伦理、纲教伦常深入其心；另一方面从小生活在乡间，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乡规民约十分熟悉，往往在二者有矛盾时采用一种园融、通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使其既不违反大传统，具有大传统的合法性，也不有悖于小传统，具有小传统的合理性。
多少年来，楚瑜走南闯北看到的效果足够证明这样的有效性。从实际作用看，士绅在解决纠纷、祭祀仪典等重要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乡村之每逢婚丧嫁娶、祭祖拜神、二造纠纷等事，村长、里正往往会请有名望的乡绅主持其事，因为后者见识多、德望高，能让乡民信服。
可见，自古而来知识分子即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着协调和纽带的作用。现代化以后，随着政权的下乡和教育资源向城市的聚集，士绅治国的局面被打破了，知识分子大量聚集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也更多地被吸纳进正式的国家体制之,而脱离了“乡土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参与新的国家大传统的形成，而忽视了在现今城乡二元的格局下仍旧占国人口70%以上的农活的农村地区的小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和抵制力量。“送法下乡”、“字下乡”固然重要，在具体的事件运用良知和理性解决社会冲突，促进和谐发展同样重要。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时放下笔，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切身感受社会症结所在，找到解决问题得合适方法。
苻睿可能觉得，只要有刀枪，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读书人也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就是像自己这种人一样，出主意，搞权谋，帮他打天下。
可是真正读书人管用的地方，却不是这里啊。
楚瑜既仔细读过圣贤书，也跑过江湖，深深知道，不管是现在的江南，还是如今苻宏统治的关，慕容垂统治的河北，不管实际统治者是谁，其实都还是皇权不下乡。他们精锐的军队，让老百姓不敢反抗，他们的官员手握大权，可是从朝廷，到地方的刺史，郡守这些官员，他们本质上是管理下级官员的，而不是直接去管理百姓。
只有县官被称作“亲民之官”，其他都被称作“管官之官”，就是这个意思。
而问题就在于，氐人也好，匈奴人也好，鲜卑人也好，他们都缺乏足够的人才去当县官。你让一个勇士去震慑一个县内的反叛势力，这个很容易。
但是你让他收税，赈灾，审案子，维持地面，保证徭役，这些事情，对于他们就太难了。
而实际上，大部分县官，其实都还是汉人。所以别的人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楚瑜就知道，这样的统治基础是并不稳固的。
而就是这“亲民之官”，实际上在治理广大的农村是依靠的还是本地的乡绅、士族。所以，在江南也好，在关也好，每当一任官员上任时，为了在融地方上能治安良好、征粮顺利，首先都要拜访当地有名望和号召力的士绅，特别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即所谓地望耆老。
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事实上当时占天下绝大多数地域的农村都是在士绅的直接管理下，是不折不扣的士绅治国。如果不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当然不敢直接来对抗你，可是让你根本没法工作，最后直接走人，那是完可以的。
这绝非偶然。因为从汉朝以来，士大夫的地位就逐渐抬高，到了后来，他们入朝为官，彼此呼应，形成了声势，就完成了同气连枝的整体。从家庭背景看，大部分在央和地方为官的士大夫本身就是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大地主和庄园主。这样的家庭在儿子自上学年龄起就让其在私塾或官学接受正规教育，然后透过察举，或者孝廉等等方式，进入官场做官。在当官的时候，他们当然也就竭力扩大家族的影响力，给家族积累各种资源。
而到了他们退休离任之后，他们又重返乡里，一边继续着地主的生涯，一边发挥余热，调解乡里纠纷，维护地方治安，协助在任官员的工作。士绅与乡土的二重身份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耕读世家说的就是这群人。
从教育背景来，士绅们一方面接受过国家的正统教育，儒家伦理、纲教伦常深入其心；另一方面从小生活在乡间，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乡规民约十分熟悉，往往在二者有矛盾时采用一种园融、通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使其既不违反大传统，具有大传统的合法性，也不有悖于小传统，具有小传统的合理性。
多少年来，楚瑜走南闯北看到的效果足够证明这样的有效性。从实际作用看，士绅在解决纠纷、祭祀仪典等重要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乡村之每逢婚丧嫁娶、祭祖拜神、二造纠纷等事，村长、里正往往会请有名望的乡绅主持其事，因为后者见识多、德望高，能让乡民信服。
可见，自古而来知识分子即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着协调和纽带的作用。现代化以后，随着政权的下乡和教育资源向城市的聚集，士绅治国的局面被打破了，知识分子大量聚集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也更多地被吸纳进正式的国家体制之,而脱离了“乡土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参与新的国家大传统的形成，而忽视了在现今城乡二元的格局下仍旧占国人口70%以上的农活的农村地区的小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和抵制力量。“送法下乡”、“字下乡”固然重要，在具体的事件运用良知和理性解决社会冲突，促进和谐发展同样重要。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时放下笔，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切身感受社会症结所在，找到解决问题得合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