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树立典范的硅谷园区就是依托斯坦福园区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具有相似影响力的园区有很多,“田纳西技术走廊”、“亚特兰大高新科技园”、“奧斯汀高技术中心”,分别依托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田纳西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

    发展科技就会涉及到一个研发的问题,后世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公司的研发实力都不强,只有少数企业是例外,其实一切都没那么复杂。除了发展时间和科技基础没有欧美发达国家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心底相不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国人搞研究能行吗?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国人到底行不行”的问题。

    20世纪末期,前阿里巴巴参谋长,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曾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传志犹豫了一会,回答道“那还是做大吧。”

    在柳传志和杨元庆的掌舵下,联想的确越做越大。这种“做大”为联想和柳传志本人赢来了无数赞誉,直到2018年的贸易战中,人们才骤然发现“做大”关键时刻根本不顶用,“做强”才能掌握产业命脉和国家根本。

    联想为何没能做强,其根本在于踏空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大致上可以踏上三类红利国内市场需求红利,中低端劳动力红利,工程师和人才红利。

    联想和以及华为公司作为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跟中低端劳动力红利没有太大关系,但它们的崛起都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红利。

    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华为凭借对研发的疯狂投入,将工程师和人才红利充分利用,而联想却因为坚持“贸工技”的道路,没能利用中国的廉价工程师资源,为自己建立起技术的护城河。其实“贸工技”也没错,但错就错在“贸工技”路线走到一半就不走了,你怎么能这样呢,发展起来后就把技术给丢掉了。

    而我要做的就是以后牢牢抓住中国的工程师和人才红利,40年如一日,韬光养晦,艰苦奋斗,积累出让世界为之震惊的科技霸权。

    在房价飞涨的2018年,为了能够继续享受到人才红利,华为从2008年开始就将研发中心从一线城市疏散到二线城市,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毗邻的东莞松山湖,后者房价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这样才能让员工摆脱房价的重压和焦虑,安心地为华为奉献青春。

    石莫建50公顷的职工生活小区,就是为了应对以后香江日益高涨的房价,以保障底层研发人员的住房问题。

    联想这么多年,仅有2的研发投入(华为长期在10~15左右),仅能维持传统pc业务的升级换代,在芯片、硬盘、面板等相关领域均是一片空白。从1994年开始,联想背靠的中科院、毗邻的清华北大、附近的北邮北航北理工等高校的青年俊才如过江之鲫,但联想却从未像华为那样充分利用,到2019年联想更是在5g标准投票大会中把关键性一票投给高通,导致华为以一票之差惜败,后来更有联想高层直言联想不是中国公司,另一个联想高管说为了应对贸易战导致的关税提高,我们可以搬出中国到美国去,简直就是中国公司的耻辱。

    就连人们日报都写道与其坐而“联想”,不如奋起“华为”。

    想在石莫前世小时候,联想是响当当的“民族品牌”;而到后来,联想是路人皆知的”美帝良心,一个企业的“人设”,竟然可以崩坏到这种程度。联想称第一,百度都只敢称第二。

    以前大洋彼岸的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theshawshankredeption,中文名字叫做《肖申克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