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婶子有一手好绣活,家里还有个小门头,供着儿子高春海考上了县学,按说也算是前途可期了。

    因着家离县学不算近,高春海是走读,每天都按时下学回家。前天高婶子等了许久不见高春海回来,她急的不行,一直待到天黑,隔了几条街的儿子同窗才偷偷摸摸背着人过来,告知她,高春海因为替别人说话,惹到了县学里的达官子弟,被他们推搡着关了起来。

    高婶子急得不行,然而跑去县学,却根本毫无头绪,没有任何人能帮她。

    后来还是有个达官子弟勉强开了口,说要二十两就答应替高春海说说好话,让别人放了他。

    走投无路的高婶子只得回来凑钱。

    她家巷子里头那个小门头,因着地理位置不太好,她卖的又匆忙,被人压了价,最后只卖了六两银子。

    高婶子掏空了家底也不过才凑出了几两碎银子,加上卖门头的钱,加起来也不过才堪堪十二两。

    还差整整八两银子。

    为了这八两银子,高婶子是各处求人借钱,往日里关系还算不错的邻里,也大都是些穷苦人家,你几十文我几十文的凑一凑,也不过才凑了一两银子,是再也借不出来了。

    高婶子这两天,就只啃了半块馒头。

    她恨不得把家里那间破屋子也给卖了凑钱。

    可是她不能。

    那是他们高家的祖屋,她男人死前拉着她的手,就嘱咐了两件事。一是把孩子养大成人,二是再难也不能卖祖屋。

    高婶子说到这,抹了把泪:“儿子都快保不住了,我还管那死鬼怎么吩咐的!回去就把屋子卖了,能凑一点是一点。”

    姜宝青摩挲着从高婶子那买的麻鞋的鞋底,针线又密又整齐,给人一种很是坚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