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明朝既亡于自然灾害，也亡于人祸。但很难说是自然灾害对明朝造成的危害更大，还是人祸对明朝造成的危害更大。我们只能说是自然灾害和人祸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的皇朝都因为农民起义而倒台，而农民起义的导火线都是自然灾害。比如明末农民战争，毫无疑问自然灾害是它的导火线。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前，发生了元末农民战争，其导火线还是自然灾害。如果不是黄河断流，元朝政府急于疏浚黄河，也不会在黄河一带集中那么多人，为农民造反提供那么好的机会。而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唐朝末年也都有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疫情等，其中地震在短时间内造成的破坏最大，人们因此产生的恐惧感也最强。嘉靖年间发生了关中大地震。考古学家根据记载推测出，当时发生的至少是八级地震。而持续地令人感到害怕，让人们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自然灾害则是瘟疫和旱灾。以旱灾为例，在农民眼看着禾苗郁郁葱葱、庄稼果实累累，马上就要收获的时候，如果连续十天、一个月甚至一百天不下雨，农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地开裂，等待死亡一步步到来。这就造成了大量民众的逃离，明朝末年就是如此。
我曾经参与中国社科院赫治清老师组织的一个重大项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和谢宏维教授一道研究明代的灾荒。通过谢宏维教授的努力，我们把明代灾荒的时间、地点及涉及的范围进行了梳理，并且根据当代天文学家、地质地理学家对灾害的分级，将明代灾荒分成轻微灾害、一般灾害、严重灾害、特大灾害等几个等级。研究发现，崇祯时期发生的特大灾害尤其多。
首先是北方连年的旱灾。
从崇祯十一年（1638）开始，由于连年旱灾，海河、黄河的水位几乎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以崇祯十三年（1640）为例，整个华北平原、黄河流域全年的总降雨量不足三百毫米，其中农业最需要雨水的五月至九月，降雨量不足二百毫米。
严重的旱灾令百姓难以生存，他们有的以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易子而食，还有的攻进官府和大户的庄园，抢夺粮食。所以，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的沉寂后，一进入中原地区，就打出了一条非常符合时宜的口号：“吃闯王，用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百姓听说跟着闯王走就有饭吃，纷纷跟从，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能铤而走险，去攻官府、打地主，去抢夺各家藩王府的金银财宝和粮食。而要攻官府、打地主、抢夺藩王府，必须要有人领导才行，闯王李自成就成了他们的领导者。
不只北方大旱，南方还有连年大雨，这令情况更加严峻。长江、珠江流域及其各条支流所在地区暴雨倾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乃至东南的江苏、浙江也都暴雨连天，水患连年。这样一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粮食都歉收，乃至颗粒无收。
张献忠的农民军来到长江流域时，同样是从者如云，就像黄河流域的农民跟着李闯王就有饭吃一样，长江流域的农民跟着张献忠的大西军就有饭吃。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杀大户、打官府、分藩王。各地的藩王府统统被铲平，藩王府的粮食都成了流民、饥民、农民军的盘中餐。
崇祯十四年（1641）前后，南北方的灾害情况调过来了，变成了南方旱灾、北方水灾，而且持续不断。
设身处地地想，一个帝王，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大学士看到这样连年的灾害，会是什么心情？我相信，他们一定这样想：宁愿自己死掉，换来老天降雨；宁愿自己死掉，换来老天放晴，好让百姓能有一个生存的机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的崇祯皇帝应当就有这种心思，所以他的“罪己诏”里就提到了自然灾害频繁。
随着水灾、旱灾而来的一定是蝗灾和瘟疫。当时的人应对以鼠疫为代表的瘟疫，只能哪个村子发现就把这个村子封掉，哪个县城发现就把这个县城封掉，没有其他办法。清兵毁关而入时，华北地区正在遭受鼠疫之苦，有学者甚至认为，清兵进入华北后立即退去，不敢长期滞留，就是因为怕染上疫病。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当时北京城内很多士兵也感染了疫病。
种种自然灾害对于已经被以农民军为磨底、以清兵为磨盖的石磨碾压的明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自然灾害又成了一种亡国之象。崇祯皇帝说：“君非亡国之君，而事皆亡国之事。”后者就包括连年的自然灾害。
假设没有这些自然灾害，明朝还能够延续多久？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自然灾害，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绝对闹不到后来的局面。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风调雨顺，农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劳动养活自己，没有多少人会跟着李自成和张献忠去起义，而明朝要镇压起义也就非常容易了。
面临像明末那样严重的持续灾害，几乎历史上任何政府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去祈求上天的宽恕。我们常说“人定胜天”，但持续的大规模乃至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抵抗的。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渺小的。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的皇朝都因为农民起义而倒台，而农民起义的导火线都是自然灾害。比如明末农民战争，毫无疑问自然灾害是它的导火线。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前，发生了元末农民战争，其导火线还是自然灾害。如果不是黄河断流，元朝政府急于疏浚黄河，也不会在黄河一带集中那么多人，为农民造反提供那么好的机会。而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唐朝末年也都有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疫情等，其中地震在短时间内造成的破坏最大，人们因此产生的恐惧感也最强。嘉靖年间发生了关中大地震。考古学家根据记载推测出，当时发生的至少是八级地震。而持续地令人感到害怕，让人们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自然灾害则是瘟疫和旱灾。以旱灾为例，在农民眼看着禾苗郁郁葱葱、庄稼果实累累，马上就要收获的时候，如果连续十天、一个月甚至一百天不下雨，农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地开裂，等待死亡一步步到来。这就造成了大量民众的逃离，明朝末年就是如此。
我曾经参与中国社科院赫治清老师组织的一个重大项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和谢宏维教授一道研究明代的灾荒。通过谢宏维教授的努力，我们把明代灾荒的时间、地点及涉及的范围进行了梳理，并且根据当代天文学家、地质地理学家对灾害的分级，将明代灾荒分成轻微灾害、一般灾害、严重灾害、特大灾害等几个等级。研究发现，崇祯时期发生的特大灾害尤其多。
首先是北方连年的旱灾。
从崇祯十一年（1638）开始，由于连年旱灾，海河、黄河的水位几乎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以崇祯十三年（1640）为例，整个华北平原、黄河流域全年的总降雨量不足三百毫米，其中农业最需要雨水的五月至九月，降雨量不足二百毫米。
严重的旱灾令百姓难以生存，他们有的以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易子而食，还有的攻进官府和大户的庄园，抢夺粮食。所以，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的沉寂后，一进入中原地区，就打出了一条非常符合时宜的口号：“吃闯王，用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百姓听说跟着闯王走就有饭吃，纷纷跟从，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能铤而走险，去攻官府、打地主，去抢夺各家藩王府的金银财宝和粮食。而要攻官府、打地主、抢夺藩王府，必须要有人领导才行，闯王李自成就成了他们的领导者。
不只北方大旱，南方还有连年大雨，这令情况更加严峻。长江、珠江流域及其各条支流所在地区暴雨倾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乃至东南的江苏、浙江也都暴雨连天，水患连年。这样一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粮食都歉收，乃至颗粒无收。
张献忠的农民军来到长江流域时，同样是从者如云，就像黄河流域的农民跟着李闯王就有饭吃一样，长江流域的农民跟着张献忠的大西军就有饭吃。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杀大户、打官府、分藩王。各地的藩王府统统被铲平，藩王府的粮食都成了流民、饥民、农民军的盘中餐。
崇祯十四年（1641）前后，南北方的灾害情况调过来了，变成了南方旱灾、北方水灾，而且持续不断。
设身处地地想，一个帝王，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大学士看到这样连年的灾害，会是什么心情？我相信，他们一定这样想：宁愿自己死掉，换来老天降雨；宁愿自己死掉，换来老天放晴，好让百姓能有一个生存的机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的崇祯皇帝应当就有这种心思，所以他的“罪己诏”里就提到了自然灾害频繁。
随着水灾、旱灾而来的一定是蝗灾和瘟疫。当时的人应对以鼠疫为代表的瘟疫，只能哪个村子发现就把这个村子封掉，哪个县城发现就把这个县城封掉，没有其他办法。清兵毁关而入时，华北地区正在遭受鼠疫之苦，有学者甚至认为，清兵进入华北后立即退去，不敢长期滞留，就是因为怕染上疫病。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当时北京城内很多士兵也感染了疫病。
种种自然灾害对于已经被以农民军为磨底、以清兵为磨盖的石磨碾压的明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自然灾害又成了一种亡国之象。崇祯皇帝说：“君非亡国之君，而事皆亡国之事。”后者就包括连年的自然灾害。
假设没有这些自然灾害，明朝还能够延续多久？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自然灾害，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绝对闹不到后来的局面。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风调雨顺，农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劳动养活自己，没有多少人会跟着李自成和张献忠去起义，而明朝要镇压起义也就非常容易了。
面临像明末那样严重的持续灾害，几乎历史上任何政府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去祈求上天的宽恕。我们常说“人定胜天”，但持续的大规模乃至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抵抗的。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渺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