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没多久我们就回了市里,又过了几天,赵二哥赵二嫂带着几个孩子回了京都。又过了些时间,学校开学了。

    校长跟我提起,让我做高二班的班主任,我服从安排答应了。

    到了75年9月,下半年开学,我带的班已经是高三了,校长提出新一届的高一高二同时开设英语课,我要教3个班的英语课了,我的工作强度上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工资也涨到了90块钱。

    我已经很久没接翻译工作了,翻译组组长一开始也问过我,但后来似乎是接到了什么消息,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了。

    11月初,发生了一件定性风向的事情,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我还是恐惧的,断断续续接到一些我看不透的消息,有些我慢慢琢磨,似乎也琢磨出了什么东西。但有些无论我怎么琢磨,也看不透背后的事情,越看不透,就越恐惧,总觉得这些背后,是一张张能把我吞噬的巨口。

    11月末,翻译组长紧急联系我,要求我去京都参与一项十分重要的翻译任务。

    我想拒绝,但组长直接说道:“小陆,不是我让你去,是上面的意思。你要么现在跟着翻译团过去,要么等上面调令下来,强行让你过去。”

    我没得选,只得答应。

    12月1日,白头鹰总统访问种花家。

    我并不是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并没有参与台面上的工作,至多也只是参与翻译两国交涉的国书和条款。

    但正因为这样,我才更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点名让我过来。

    直到白头鹰访问团回国,其他借调的翻译都离开了,只剩下我,没有得到任何调令,一个人待在钓鱼台国宾馆,一等就等到了一月份。

    一月份的一天,几个人来到国宾馆,说有人要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