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在发出巧日通电时,王立文等人仍在广西前线作战,所以在广州国会引起的这一场大骚动他们还并不知情。当时议长林森极为焦灼,恐闹起巨大风波,故将孙系的质问书暂行搁置,一面请田桐等议员分头疏通。结果这场风波,也就不了了之的平静下去。

    可问题不是说大家都不说就没有了的,孙陈的矛盾早已势同水火,岂是想掩盖就能掩盖得住的!

    其实早在八月中旬,粤军进驻南宁的时候,孙中山即先后遣派汪精卫、胡汉民、居正、邹鲁等前往南宁,目的在于迫使陈炯明率师北伐,老陈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蠢事。

    10月15日,孙遂乘兵舰离广州赴梧州,以许崇智所部为第一军,集合于广西的昭平;李烈钧的黔滇军为第二军,集合于桂林;李福林所部为第三军,集合于粤北的韶关。决计由桂林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出发前,所有广州总统府中之眷属,及一切财物行李,于十三日由轮船运去香港,并声言此行若获胜利,则会师武汉,将以南方统一北方;若果失败,亦不复回粤。

    这个消息钟泱他们自然是知道的,可以大炮哥一贯的作风,这句话的保质期不会比一个屁更长久。

    按照钟泱所组建的参谋总部一众人等的分析,以孙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北伐成果。按照他的一贯为人,事后肯定要把失败赖在陈炯明身上。并且损失也会摊派在广东的财政收入上面,到时候各大商业组织必然要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此事是否可以通过陈泽告知陈炯明,让他造作防范?”王立文不傻,陈炯明和孙逸仙谁更能治理好广州,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

    “怎么说?陈司令早就声明了回粤之后立马裁汰军队,比起我们这些外人,他更愿意相信孙逸仙的承诺。”周华的话并非无的放矢。

    早在10月25日,情报部就收集到了孙逸仙由梧州乘舰抵南宁与陈炯明会商的消息。两日后他更是偕随员胡汉民等离南宁。到了29日,才返抵梧州,赶赴桂林。会面结果也被古文会的情报人员获悉,内容是关于炯明答应调遣黄大伟所部三千人随孙北伐。

    其中更是探听到了孙逸仙在南宁时,曾对陈说:“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

    其实,孙中山不但知道陈炯明不赞成北伐,而且也知道广东省库空缺,实无法对北伐能“切实接济饷械”。援桂之役,粤库已共支去八百余万元。在援桂之前的三月里,香港华籍立法议员刘铸伯访问广州后,向香港总督报告,说广东每年税收总共一千六百万元;但每年支出需要三千二百万元。所以财政赤字是百分之一百!

    面对这种情况,某些人还要立意北伐,说穷兵黩武已经很不合适了,简直是丧心病狂!就在九月十四日的时候,连身为外省人的李烈钧都不愿有昧良心,而是选择了自桂林发出请孙中山暂缓北伐的去电,提及当日黔湘粤三省的经济情况:“若盱衡大局,钧此次自镇南征,沿途观察黔湘旱灾,实二十年来所仅见。斗米八金,无从采买。饿殍载途,颠连可悯。湘省久经兵燹,元气已颓……料湘省之粮秣,且不克自敷给,焉能济人?粤方多事之秋,庶无多力济湘。”

    李烈钧,一个江西人尚且关心广东的民生和经济,劝孙逸仙不要罔顾民意。但是我们的“国父”,“三民主义”的倡导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却固执己见,因一己之私欲,而行恣意妄为之事。

    对于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钟泱并不知晓,在原本的历史上,此事也鲜有提及。但是他原本就不是一个看不清局势的人,况且古文会此时已经在广州站稳了脚跟,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手段获得许多有用的信息。

    作为情报部门的下线,周华扶植和控制了十几个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黑帮,让他们负责打探消息。而且为了不与原有的势力起冲突,这些受到情报部暗中扶植的黑帮也并没有参与到黄赌毒等产业,而是以商会下属的形式活动着。因为都受过短期的军事训练,并且手里也有枪,故而在广州市里也还算混得不错。